中国与日本既非同种亦非同文，而教育文化的出发点尤为不同。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也曾是我们的敌人，从日本的民族性上看，历史上日本展现的侵略狂、酷虐狂、轻生狂的一面，有其深刻根源。

　　“神道”是日本独有的宗教。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对死去的人要举行“招魂”，而“招魂社”、“神社”就是死人灵魂的居所。

　　日本人的祖先狂妄地把自己的历史，延伸得比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更加悠长古远，描写得比任何民族都更加优越。其古代史说，日本天皇是太阳神的后裔，第一任天皇天照神武是太阳神的“火残王子。不管这些神话怎样荒唐可笑，但在日本人们的心理上却有着最深固的根底，助长了其野心。

　　撇开那些神话，从真实的历史说来：构成日本民族的主要成分大和民族，其祖先源于热带的南洋群岛，属于马来族的一个分支，后来逐渐北迁，移居于“日出之岛”；日本民族中也有少部分“北方”人，即中国山东与高丽（朝鲜族）的移民以及土着人，但并不占主流。

　　日本第一任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即位，那时日本早已有虾夷人居住。他们勇猛剽悍，与大和民族抗争了1000

　　多年。经过这段长期的抗争，大和人从虾夷人那里学习了剽悍的习性，也承受了他们世袭的武士阶级和军人政体。

　　历史上，日本人曾长期炫耀“武士道”精神，其实是他们从虾夷人传习过来的一种好义轻生的所谓“鲤鱼精神”。每逢儿童节，各家都要在庭院中挂一个纸糊的鲤鱼灯笼，象征着倔强牺牲的精神，以从小培养子女的“鲤升”精神。他们说，鲤鱼是作战最惨烈、最

　　持久的一种鱼类，而且一旦被捉住，能坦然面对屠刀的，也只有这“武士道”精神，见之于行事，有源于鲤鱼的“切腹”，这是最可怕、最残忍的自杀方法。“切腹”是武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场上发生得较多；其次是武士犯罪，赐“切腹”也是一种通例。

　　对于武士的子女，必须自幼训练自杀的本领，男孩子练习“切腹”，女孩子练习“割颈”。他们认为培养子女的“自制”能力和行为是第一信条，酷虐和生死则是无关紧要的。一旦战争需要，或有损武士声誉，需要或奉命自裁时，即可从容行事，而无片刻迟疑。这也是日军官兵在侵华战场上不畏死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有勇气把握自己的生命，就应该有权利把握别人的生命，所以任何残酷的暴行，都能从武士的手中做出来。

　　早在16世纪后期，日本人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武装力量，成为日本实际的统治者。他首先萌发了进攻朝鲜和中国的思想，还准备移都中国大陆，在大陆来管理庞大的帝国，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最早底本。他们附会日本古代传说的“神国”思想，宣扬日本人是太阳神的子孙，日本是世界的中心。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废除武士军队，建立欧洲式的常规军。随后，便踏上了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中国台湾。从此，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略中国的战争，侵华历史长达70年之久。

　　靖国神社内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鬼子官兵。据日方统计，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兵共约290万名，有246.4万余名供奉在靖国神社。其中：中日甲午战争约1.4万余名,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近5000名,侵略台湾和其他侵华战事（含在华日俄战争）9.1万余名，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1.7万余名，全面抗日战争约20万名（总计被击毙44万名）。

　　在这些供奉的鬼子中，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山本五十六、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主犯)、武藤章（南京大屠杀主犯）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甲级战犯。

　　在1945年日本战败前，每年的春、秋季都要在靖国神社举行大祭，由日酋天皇或其代表主祭，政府官员要去祭拜。日本战败后，根据日本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规定，取消了由国家主祭的祭祀活动。

　　日本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人民群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国力衰败，使后人不堪回首。但是，任何战争所造成的恶果，绝不是单方面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也使日本侵略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切侵略者都逃不脱人民的惩罚和历史的审判。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也曾是我们的敌人，从日本的民族性上去了解，历史上日本侵略狂、酷虐狂、轻生狂的根源，是十分必要的。俗语云“不打不相识，经过那场战争，我们对于他们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