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建立起完善的检阅和征调机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国王对能够调用的各郡民兵有了更加清晰、实时的认识。
由此,国王在进行征调时也能有的放矢,而不会像征调半封建军队那样迫于实际情况频繁更改计划、最终损害军队数量和战斗力。
其二,经过亨利八世的改造以及16世纪40年代的频繁使用,到都铎中叶,民兵的检阅和征调已经具有相当的体系性。
当国王需要征调军队时,无需像征调半封建军队那样向全国大大小小的贵族和乡绅发送各不相同的征兵信,而是可以借由已经建立起的检阅和征调体系统一地征调民兵,省去了许多行政环节。
其三,民兵能够提供的军队规模巨大,特别是在用于本土守卫时,王室政府能很快动员起数以万计的民兵,而类似规模的半封建军队往往是不可想象的。
1545年,为应对苏格兰的威胁,英格兰北方各郡共征调了27500人左右的民兵军队,而在南部,为了提防法国军队登陆,更是征召了多达9万人的民兵。
都铎时期是英格兰农业和土地市场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维兰等非自由农民在这一阶段也大多成为了公簿持有农等承担各类义务较少的农民,人口迁移也不断增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佃户以各种理由和依据逃避半封建军役,且少有针对性的法令能够限制这种趋势。
与此不同,民兵法令自古有之,社会风俗也要求各地民众服民兵役,不管其是否是来自别处的迁移农民。
此外,都铎前期民兵和半封建军役征调的群体事实上高度重合,即地方中下层民众,因此两种制度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
此外,许多征兵官、村警经常假借“留作半封建征调使用”的理由,帮助自己的仆从、佃户或亲友躲避民兵义务。
都铎前期,征兵官身份逐渐开始与治安法官融合,而治安法官体系较以往的任何地方管理制度更加贴近王权的利益,
其五,民兵的自发性使其特别适于本土防御,一些情况下甚至先于王室政府排除险情,且动用的成本也较为低廉。
1495年冒牌王位继承人珀金·沃贝克第一次在肯特登陆时,当地民兵自发组织了抵抗,打退了进攻。这源自于中世纪民兵维护地方秩序的古老传统。
但民兵制能够在16世纪中叶逐步取代半封建军役制,绝非是因为其本身尽善尽美,而是由于半封建军役制已经难以为继。
问题根源主要有二,一是《温彻斯特法令》中对财产等阶的划分以及对应的武器已严重落后于时代,二是新式装备昂贵。
在1558年之前的绝大多数检阅清单名册中,对于民兵武器的记录重点在于弓箭、钩镰、马匹和甲胄四类;
而此时大陆主要国家的陆军,尤其是经历了意大利战争的法国和西班牙,主要装备已更新为火绳枪和长矛,作战样式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而1544年亨利八世带到法国作战的本土军队中,装备火枪的英格兰士兵只占7%,且国王已经调用了伦敦塔军械库储备尽力弥补。
主要是比较廉价的半身甲,以及更加陈旧的锁子甲,这类甲胄在面对长弓的射击时尚不能保证穿着者安全无虞,在火枪面前则基本没有效力。
1523年检阅中,南安普顿郡名册共记载民兵弓箭手2508人,钩镰手4099人,而甲胄总数则仅有3176副,而这尚属较好的情况。
1539年检阅中,与南安普顿相邻的萨里郡留有记录的四个百户区共有弓箭手334人,钩镰手897人,甲胄则只有355副。
档案显示,在这一东南要冲,民兵中共有弓箭手450人,钩镰手681人,弓518张,箭448捆,完整甲胄322副,软甲102件,钩镰和战斧848柄,头盔202顶,骑兵甲6套,剑225把,匕首443把,马匹27匹。
其次,16世纪上半叶英格兰民兵的装备和兵种结构注定了其仍然以传统的中世纪步兵为主,缺乏骑兵(尤其是重骑兵)以及长矛手、火枪手等近代化兵种。
因此英格兰军队尚且能够应付,但在亨利八世历次大规模大陆战争中,亨利八世就不得不花费重金聘请大量大陆长矛手、火枪手和骑兵。
本国兵源落后,而大陆战争的实际需求又导致亨利八世必须高价延请雇佣兵,这些加之不那么明智的战争计划,都使英格兰的财政收支和军事近代化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正式训练指的是士兵接受有关列队、方阵排布、武器操作、配合、令行禁止等方面的指导,其重要性在于,16世纪的欧洲战场上,越来越需要长矛兵和射手之间进行周密的配合。
由于英格兰本土在都铎前期几乎没有爆发实质性的大规模战争,绝大多数英格兰民兵只在上战场前接受一次性的作战演练,使其能简单地听懂号令。
当时英格兰的职业士兵只有几个有限的来源,主要包括加莱和苏格兰边境驻军、王室警卫以及其他在大陆军队中服役的英格兰人。
当然,都铎前期的英格兰民兵也并非毫无训练——有限的训练主要集中在武器操作方面,特别是长弓射击训练。
亨利八世时期,议会制定过众多有关长弓、火枪和禁止游戏的法令,针对的主要也是中下层民众的长弓射术训练。
检阅委员会能比较方便地检查民兵的武器装备购置情况,但几乎不可能有效地监督长弓训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