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真实的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现状：女人天黑以后不敢走大街，人跟人见面要躲几里远路，家家户户准备着防身工具，而在报告的最后还强调到：这件事，只有您老人家下决心才行！

　　相信许多60、70年代出生的人对1983年邓公主持的“严打”行动还历历在目，当年全国上下的军队、警察机关一同展开打击黑恶势力和犯罪的活动，最终摧毁了上万个社团、组织和帮会，打击了无数个犯罪团伙。

　　不仅仅对待外部，对待公安机关内部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就如开国上将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就在这为期三年的“严打”中落网，整个中国里里外外共有170万人被公开审讯判决，32万的未成年人被送进了劳教所。

　　与此同时，在这一年国家还特别制定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而随着这条法律的颁布，社会也大变模样。

　　据经历过“严打”的老人回忆道：当时大家每天生活的都很紧张，国家为了打击罪犯对闲散人员制定的法律、要求都格外严格，不过这对社会风气的净化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这条法律究竟严格到什么地步呢？这么说吧，在那一年，也许只是因为你的手上有处纹身，就会被拉进牢房关上个几年半载，若是对着妇女吹口哨类似的行为，就会被判定为“流氓罪”，可放在当今社会这种现象也比比皆是，所以也有不少人在知道这条法律的相关规定后觉得太过于苛刻，不近人情。

　　但殊不知，那时的“四人小组”刚被粉碎不久，大批的“上山下乡”青年陆续返回城市中，而我国当时又处于城市发展状况糟糕的局面，人多岗位少，从而造成了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无业人员。

　　也许是日子的无聊，又或者是对生活的不满，这些人开始拉帮结派的打架闹事、抢劫、针对女性犯罪等。而在“严打”执行前，值得一提的还有中顾委委员江渭清与邓公的一次谈线月，邓公例行出差前往无锡时，江渭清向邓小平做了一条严肃的汇报，主要讲述了社会治安恶劣，腐败现象严重，城里的女人一到天黑便不敢出门，人跟人见面要躲几里远路，在报告的最后，江渭清还强调到道：这件事，只有您老人家下决心才行。

　　这之后邓公便一直密切关注社会情况，在同年的7月，他便亲自找到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起草一份针对“严打”报告，但在之后的不久收到刘复之报告后的邓公却非常不满，一针见血的指出他的报告中，对当下社会治安形势的估计不够重视，也太过草率，处理方法太过敷衍。

　　最后邓公亲自带领着政治界高层领导以及和公安机关高级干部强强联手，经过反复的开会、探讨、修改，最后才确定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并且在对待高官干部子弟这方面，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就如开头我们提到的开国上将陈再道将军的儿子陈东平，在十几岁时就因专门欺负女孩子被毛主席点名批评过，本以为他会改过自新，可这之后越加的目中无人，但每每都因父亲的身份被庇护了下来。

　　“严打”期间，陈东平依旧顶风作案强行侵犯了几位女同志，导致几名女孩直接集体自杀身亡，这对当时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大，本以为还能够由父亲庇护的陈东平事后也没有丝毫悔意，还嚣张跋扈的对着机关部人员说道：“知道我爸是谁吗你就敢抓我！”

　　类似于陈东平这样的事件比比皆是，下面为大家说说当年最具有代表的事件，其中之一也是令邓公痛下决心进行“严打”的导火索。

　　邓公在和江渭清谈话后便一直四处考察各地民情，6月他的行程安排是前往唐山，可这一趟却让他差点丢了性命。

　　对于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出差行程，一般为了安全起见都是相当保密的，所以在前往时邓公也没有通知当地公安，只是带了两辆车队的人便出发了。

　　可在邓公所在的车辆刚到唐山边界时，便被一群凶神恶煞的人给拦了下来，为了不惊扰群众，邓公在车内特意嘱咐不要亮明身份，搞清楚这伙人是何目的。

　　在警卫员下车交涉后，才得知这群人是当地的“菜刀队”，他们要求邓公一行人想要过路就必须给“保护费”，这可让警卫员大吃一惊，觉得这群人太猖狂，便言简意赅的说明车内坐的是北京来的领导。

　　在这里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菜刀队”，主要就是一群无业游民聚集在一起形成黑恶势力，他们每人身上都至少携带两把菜刀，以菜刀做武器，打劫财物，这就是初始的“菜刀队”。

　　而当“菜刀队”得知车内是北京领导，不仅没有丝毫的退却，还变本加厉的对着邓公吹着口哨说道：“那就多给点过路费吧。”同时还拿着菜刀对着警卫员们挥来挥去，见警卫员们迟迟没有反应，便直接一刀扔向了邓公所在车辆的挡风玻璃上，跟随人员见状立刻上前阻止，却双双被砍成了重伤，随后不停的拿着菜刀对着车辆乱砍一通。

　　好在当地的公安部门接到了消息及时的赶来援助，可大家猜怎么着？当地公安局长来了后也只能好声好气的上前跟“菜刀队”的领头交涉，点头哈腰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局长是在讨好哪一位高级领导。

　　不仅如此，在“菜刀队”离开时，还回头对着邓公叫道：“今天给局长一个面子，不是给北京面子，以后给我注意点！”

　　这一系列行为彻底让邓公震惊，不仅仅是因为“菜刀队”的胆大妄为，还有公安部门的委曲求全，警察何时要向土匪卑微求饶了？如果各地都如这般，那又何来治安一说？百姓们的安全又有谁能保证？

　　但这确实是当时的社会状态，社会上青年们以抢劫、当土匪为荣，加上当时我国的公安机关人员组织散漫，警员待遇不高，就也造成了公安干警们的工作态度消极，更别说主动办案了。

　　也就是这件事后，邓公找到了国家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对刘复之做出“从宽处理，避免大范围抓捕，保障群众”的指示，还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追求稳，解决不了问题也保障不了百姓们的安全，重病之下需用猛药，希望你和我一样能下这个决心。”

　　同样是在1983年的6月，在内蒙石克牙的红旗沟村，发生了一起特大杀人案，乃至放在当今社会，都足以轰动全国。

　　八名不满20岁的知青因长时间没有工作，整天聚集在一起酗酒闹事，直到6月16日的这天晚上，其中一名知青带头酒后滋事，先后残害了共27人，这其中包括年过七旬的老人，还有不满2岁的孩童，而二十出头的女性都是被侵犯后再被残忍杀害，行事之恶劣简直叹为观止。

　　而在当时被逮捕的罪犯中，带头滋事者于洪杰却还是不知悔改，在他的认知里，“人活在这个世上，要么留个名声，要么就遗臭万年，但绝不能默默无闻。”

　　由于当时社会知识教育的落后，大部分青年都不能得到良好的思想意识，知识面的浅薄让他将这句话奉为了真理，并也真的做到了遗臭万年，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呢？

　　而菜刀队和“6·16”恶性事件便是“严打”的直接导火索，曾经和小平同志有过“一面之缘”的“菜刀队”，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严打”的第一个目标。

　　在短短一个月期间，仅仅是群众的举报和告发就超过了数十万件，最终绝大部分“菜刀队”的骨干和核心成员全部落网，这次抓捕行动共抓捕犯罪人员600余人，其中年纪最大的27岁，而最小的仅有16岁。

　　很快菜刀队中的首恶分子被以伤人，抢劫，强奸等罪名被提起诉讼，由于当地百姓要求严惩的呼声强烈，加之证据确凿，很快被捕分子中的50余名主要人员都被判处了死刑，其他的罪犯也都被判处数十年以上的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而“菜刀队”被连根拔起的消息传来，许多百姓甚至自发的举行了庆贺活动。

　　对于红旗村事件，7名犯罪成员在作案后潜逃，最终也都被抓捕归案，3名被判处了死刑，结局大快人心！

　　而自1983年开始的“严打”耗时整整三年，那几年的场景一定还深刻的印在许多老人的心里，隔三岔五就可以看到军用解放卡车载着几人赶赴刑场，受刑人往往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名字上一个大大的叉，而自这以后基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扫黑除恶”打击罪犯的活动，包括2018年的“昆山龙哥案”也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行动。

　　不管当年的“严打”过程中的惩处力度或重或轻，不可否认的是，自这次严打，才形成了一套完整、正确、严格的法律体系，同时，国家与百姓的安全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